在营党委会议室落座后，李旅长便开了腔：“去年五营工作出色，整体建设上了台阶。”我及时插话说：“这都是旅党委、旅长领导得好！”旅长一笑，继续说：“不过你们别骄傲，新任务又来了。”

  我忙问：“什么任务？还要旅长亲自跑来，机关一个电话，我们不就到了！”旅长笑笑说：“还是小梁说话让人觉得舒服。不过这次不一样，任务很特殊，也很急，需要马上进入情况。”“原来如此啊。”

  旅长接着说：“年前，我和军区炮兵部张守度部长通了电话，今年军区要在炮兵旅进行炮兵规范化训练试点，旅党委研究决定：由五营九连承担这项任务。这是为所属炮兵规范训练动作，5月份军区要召开现场会推广。你们要把它作为年度工作的中心任务，全力以赴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。”

  旅长停了停，严肃地说：“军区范围内炮兵部队很多，既有像炮八师那样的预备炮兵，也有我们炮兵旅这样的队属炮兵，为什么军区要把这一‘搽脂抹粉’的好事，放到我们旅呢？说句老实话，要不是军区炮兵部主要首长的关心，我们抢都抢不到。我们肯定要认识到此任务的意义，不顾一切，全力以赴把它高质量完成好。”说到此，旅长朝向我强调道：“小梁，你要把主要精力抓好这件事，任务完成得好，立功，否则，‘打板子’。”刹那，我感到了肩上的责任。

  这时，田忠源营长已经决定调旅机关作训科任科长，新营长的人选正在酝酿之中。其中一种意见是，让副营长陈玉生接班。可陈副营长任职才半年，首长们又怕他难以撑起这个位子，这是其次。其实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人人明白、人人又不愿明说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和军区炮兵部首长沾亲带故。这让旅首长举棋不定、犹豫不决。

  至于说谁当营长，我虽然起不了最大的作用，却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因此，也是我这几天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从全旅范围看，并没有合适人选。按说营长离任，副营长接替，顺理成章。但鉴于他目前的情况，我没把握。我想，旅长是不是专门为这事而来？

  果不其然！李旅长看我一时没回答，便单刀直入地问：“你看陈副营长怎么样？”

  此时，让我彻底明白，今天旅长来布置任务是“假”，为陈副营长任职而来是真，或者说为陈接班找根据而来。看来这是首长为避嫌或怕用人不当，让我表态担责啊！

  这个态我表还是不表？如果表，陈上任后干得好，皆大欢喜；假如出现闪失，那用人不当的责任，我则跑不掉。如果不表，首长会怎么看？这小子关键时刻没担当，掉链子。从旅长的言谈举止中，我能感到这件事在他心里的分量。

  面对此类问题打“退堂鼓”，不是我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风格，何尝又是面对自己的直接首长呢？

  我想，陈副营长人品不错，资历也不短，军事技术也问题不大，难道他和首长沾亲带故，就成为他成长进步的障碍吗？这显然不合逻辑，更不符合我党的用人原则！

  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旅长，我这里可以向首长保证：“请旅首长放心，我以党性担保，陈副营长当营长，从目前全旅情况去看，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选择，我俩搭伙也合得来！假如在这里出了问题，责任我承担！”

  这话算是说到了首长的心坎里。听此，旅长满面春风地说：“好，那我就把你的态度，通报给常委。”“通报给常委”几个字，他说得很有力。

  旅长看着我严肃的表态，满意地笑了。从他那笑容和眼神中，我似乎看出了旅长的内心：小梁关键时刻还有担当的勇气和胆量，看来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！

  陈玉生副营长1976年3月入伍，江苏宝应人，为人厚道，工作认真，爱岗敬业，但在营职岗位上阅历略显不足。我想，就是有不如意的地方，我们大家可以拾遗补阙。不过，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工作上的压力。

  面对新任务，新搭档，新年开局前，我对全营建设进行了谋划，确立了“抓好一个建设，突出一个中心，搞好两个教育，严格三个管理，夯实一个保障”的工作思路，即：抓好党委（支部）班子建设；突出以军区规范化训练为主线的军事训练这个中心；搞好“反和平演变”教育和“尊干爱兵”教育；严格管理部队、严格管理干部、严格管理骨干；夯实后勤保障。当然，让我思考最多的还是干部队伍建设。

  毛主席说：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”因此，只有把干部队伍调整好、建设好，特别把连队两个主官配齐配强，工作才能省心顺手，才能开创新局面。于是，我下决心、花精力、想办法，对连队主官进行了大面积调整。

  七连指导员张立忠、八连长孙广清、九连长王仕铭，都已是任职两年以上的主官，我积极做工作，把他们推荐进机关。把七连长朱巧红调到营部任管理员。这样，六个连队主官位置一下腾出四个。按照德才兼备、新老搭配、刚柔相济、优势互补的原则，经反复征求意见，选拔配备了一批年富力强、有朝气的新人。调整后的营连班子是：营长陈玉生（代），副营长陈鸿章；七连长张仕平（代），指导员杜云杰（代）；八连长张殿华（代），指导员许卫东；九连长韩继勇（代），指导员李淑军。

  这届班子除副营长从六营横向调整外，其余为清一色“本土球员”，且只保留了两名原班子指导员，全营80%的干部得到提拔。六名连队主官，有的因任职时间过短，四名挂着“代”字，从中也可看出当时我在用人上的超前和大胆意识。这种大量使用“本土球员”和“新人”的用人导向，燃起了全营干部的激情。干部们明白，只要埋头苦干，在五营就不愁升迁机会！

  班子调整结束不久，八连接到命令，赴旅农场执行生产任务。按照旅的规定，生产连队在生产期间的指挥、管理等，由旅农场负责，原则上和营脱钩。尽管如此，我对八连脱离营队单独执行任务，未免有些担心。因为调整配备连队干部时，我并未考虑到这一层。不过，让我考虑最多、花心血最多的，还是如何完成军区赋予的“炮兵阵地规范化训练”试点任务。

  我知道，陈玉生营长背着“代”字，思想上会有包袱，工作中会缩手缩脚。为此，我在抓好政治工作的同时，注意把精力向军事工作倾斜，不当甩手掌柜，和军事干部一起研究方案，一起制定措施，一起抓落实。并和陈营长交心说：“你大胆干，不要缩手缩脚，出了问题我担着！”

  围绕着军区“炮阵地规范化训练”试点任务，营召开了专题党委会，全面分析形势，为试点任务号脉开方，把关定向。在各抒己见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，全营上下形成共识：一是要把试点作为营的年度任务的头等大事，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，摆上位，全力以赴保障任务完成。二是坚持高标准，严要求，蹚出路子，摸索出经验。三是军事干部唱“主角”，政工干部当“配角”，其他干部主动作为，上下“一盘棋”，拧成一股劲，形成合力。四是加强管理、后勤等方面建设，以试点推进工作质量，以工作质量保证试点任务完成，全面展示精神风貌。在此基础上，营领导进行了分工，明确责任。连队也明确重点，九连担负试点的主要任务，七连全力配合。

  试点工作开始后，九连以炮兵教程为依据，从实战出发，吸取历年训练经验，坚持科学严谨的原则，对炮阵地的占领、撤出、弹药的摆放、炮手的相互位置、全程的射击动作等等，经反复演练修改，摸索出了一整套规范化训练标准，并写成了教程。在此基础上，各级职能部门多次现场座谈研讨，对教程指导修改。

  军区炮兵部对这次试点工作很重视，炮兵处周德专处长，几次亲临现场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改。军区炮兵部张守度部长，两次到场观看表演，给予了具体指导。集团军炮兵指挥部和旅工作组，始终蹲在现场，一起研究训练。

  配合试点任务，营里全力发展农副业生产。三年前，五营发展了塑料大棚种植业，集团军、旅后勤部门曾多次召开农副业生产现场会，这在集团军范围是挂号的“亮点项目”。按照营党委的指导思想，后勤人员大力加强田间管理，塑料大棚的西红柿、黄瓜硕果累累，成为一道亮丽风景。旅决定把五营塑料大棚作为召开会议时，与会代表的参观点。

  5月上旬，军区“炮兵阵地规范化训练”现场会如期召开。来自所属炮兵分管阵地训练的团以上干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。会上介绍了全旅规范化训练试点情况，旅副参谋长邢国林作为总导演和现场解说员，对五营的试点情况做汇报。

  邢副参谋长1974年12月从吉林白城入伍，是位很优秀、具有过硬军事技术的指挥干部。我入伍时，他是三营指挥连的带兵班长，他那标准规范的队列动作、高亢洪亮的队列口令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他的生长轨迹也像他的口令那样，声振长空，一路向前。他先后在团、旅、师、军区炮兵职能部门任参谋或首长。后来，他任炮八师的团长、参谋长、师长，最后任威海军分区司令员，是从原13 7炮兵团走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正师职干部。当时，由他担任“总导演”和解说员，可谓是锦上添花。

  九连在演示中动作规范，配合默契，协调一致，井然有序，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军区炮兵部张部长在总结讲话中高度评价道：“全区炮兵部队的阵地训练，要以九连示范动作为标准，规范训练落实，这就是今后部队阵地训练的教程”。

  几个月的紧张工作，如扒了一层皮，非常辛苦。验收完的那个晚上，我和陈营长如释重负。我对陈营长说：“‘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’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，何时也不过时啊！”他说：“是啊。不过现场会开得这么顺利，这么好，没出现非常明显纰漏，还是教导员主心骨作用发挥得好。”我说：“你是军事主官，是你在‘唱主角’，我只是打打下手。”我们俩相视一笑。

  这时，军区政治部袁守芳副主任在前二沟营区蹲点，这是全旅着重关注的大事。袁副主任虽然住在四营，可作为这个营区两个营之一的五营，哪敢懈怠？

  袁副主任蹲点的最大的目的是调查基层建设情况，进行“反和平演变”教育。在这期间，他为基层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。帮助在全旅建的五个篮球场，就是亮点工程之一。

  一天，接旅通知，袁副主任要亲自为四营五营官兵上政治课，并明确规定由五营准备会场。应当说准备个会场并不复杂，是举手之劳。但是军区政治部首长上课，又是在室外，万一出点纰漏，我将难以应付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多年前首长说过的话：大事做好了是小事，小事做砸了是大事。于是我对会场的每一个环节，都认真细致地做了检查。当看到通讯员给首长准备了电镀椅子时，我马上说：“把电镀椅子换成木椅子。”我想，电镀椅子虽然时髦，可万一哪个螺丝松动，出现尴尬的场面，让首长下不来台，那将会闹成传遍军区的大笑话。

  向首长报告环节，我也没有丝毫放松。我亲自上阵，用清脆嘹亮的大嗓门，使四营、五营官兵以饱满的精神情况，聆听首长的指示。教育结束后，袁副主任跟我说：“小梁，教育组织得不错。”我和袁副主任并不生疏。46军时，我曾经三次跟袁副主任研究材料，他在四营蹲点，我给他汇报过几次情况。听到首长有这个评价，我很满足。

  不过短暂愉快的配合，很快结束。7月，旅党委决定陈玉生同志入校深造，从宣化炮兵学院毕业的宋景友接替了营长职务。

  宋营长1974年12月入伍，胶南市人（现为青岛市黄岛区），入校前是旅作训科参谋。他熟悉炮兵业务，工作认真细致，心灵手巧，组织训练有套路、有办法。

  军区任务完成，新营长履新，我想应该松松手，歇歇脚了。就在这时，却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，打乱了营里的正常工作。

  6月上旬的一天，我正在召集连队指导员分析部队政治建设形势，研究加强近期官兵经常性思想工作问题，通信员刘波悄悄告诉我：“教导员，外面一辆挂有安徽牌照的警车，停在营部门前，来人要求见营首长。”我说：“让他们在办公的地方先等一会儿。”

  直觉告诉我，既然是警车，估计不会是报喜，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报“丧”。此时，我已无心开会，简单作了安排，便匆忙离开了会议室。

  一脸威严肃杀的三名警察，在我办公室踱来踱去。我和来人简单寒暄几句，他们便喧宾夺主地急忙介绍说：“我们是安徽界首市东城派出所的，我是派出所周指导员，他俩是我们所的王警官和李警官。我们来的目的是缉捕嫌疑人、你们营的战士——田某某。”

  这时我忽然想起，前几天七连是有名安徽籍战士探家。我之所以对此印象非常深刻，当时七连长张仕平向营长请假时，我就在旁边。我还问张连长：“怎么第二年兵就探家？你们是不是太溺爱战士了？”连长为他开脱道：“他失散四十多年的爷爷从台湾回来，要求见孙子。”对这个理由我虽然不认可，却没有否决。我知道，当时海峡“三通”是政治问题，在行动上支持是讲政治的表现。同时，战士休假的职权在营长，营长刚上任，我过问多了不好，我便没再吱声。

  听到此话，我感到很刺耳，心想，你们有什么权利抓现役军人？不过，我想，还是先把问题弄清楚再说。我忙问：“你们抓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犯什么事了？”王警官急忙拿出案宗，把情况向我作了详细介绍。

  原来，战士田某某回乡与同学聚会时，与邻桌发生群殴，派出所两名警员前来制止，他们感觉警察拉了偏架，于是，把矛头对向了公安干警。一阵混乱后，一名警察的胳膊被砍得鲜血直流。警察见寡不敌众，撒腿向派出所跑去。田某某等人仍不解恨，拿着菜刀、提着铁棍等凶器，抄近道疯狂追去。当快要追上时，警员也拼死躲进了派出所。钢筋铁门的阻隔，使田某某等人心头之恨的情绪难以发泄，他们便在院子里大耍酒疯，把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。直到一车武警呼啸而来，他们才落荒而逃。公安贴了通缉告示，肇事者悉数归案，唯独田某某至今下落不明。、砸派出所，简直是老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！这成为界首市最大的新闻，成为职能部门的督办案件。

  听完介绍，我十分惊讶，感到事态严重。心想，别说人还没归队，就是人在眼前我也不能让你们带走。这样的事我是第一次遇见，把人交给你们算什么？若导致意想不到、不可收拾的局势，我怎么向上级交代？

  但我还是表示：“请派出所的同志放心，维护社会治安是军警的共同责任，共同目标。现在该战士探家未归，一旦有消息，我们会向你们及时通报。”

  送走客人，我倒吸了口凉气，马上抓起电话，第一时间向旅首长做了汇报。很快，政治部于发林主任明确三点指示：一是战士归队后立即控制，但不能把人交地方，更不能造成部队发生刑事案件的局面。二是由司令部军务科、政治部保卫科协办其除名手续，并派人前往界首交接。三是这件事由政治部负责，五营具体抓落实。

  第二天，我便派副营长陈鸿章带着除名手续，去了界首。但一周过去，毫无音讯。一天，于主任来电话说：“现在问题有点复杂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地方不接手续。陈鸿章现正在返回的路上，旅长、政委明确指示，由你前往处理，一定想办法交下档案，形成人已不是部队的局面。否则，麻烦比较大。并强调：你若完不成任务，不得归队。”

  交个档案，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，现在却成了烫手山芋，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。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？

  界首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，南接临泉县、阜阳，东邻太和县，西北与河南省的沈丘、郸城两县交界。因南宋名将刘琦大败金兀术，在此划界为沟而得名。抗战时期，界首由于交通闭塞，未受日军蹂躏，上海、南京等城市商人纷纷迁往界首，一度人口剧增，商贾云集，贸易兴旺，故有“小上海”之美誉。

  到了我才知道，陈副营长之所以没有达成目标，核心是派出所要见人，见不着疑犯，坚决不接档案。可在这远离部队、举目无亲的地方，去哪儿找疑犯呢？这让我一时犯了难。

  当地再美的景色，此时已勾不起我的雅兴。我一直思考的是，怎么样找到人？如何落实旅长、政委的指示？

  这里有一大批1965年入伍的老首长、老战友。分别多年的首长战友邀我聚聚，因重任在身，被我婉言拒绝。后来，在他们再三邀请下，我只好应了下来。我想，这也是了解第一手资料的好机会，兴许会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，找到处理问题的办法。

  在原炮兵团四营董芝庆教导员的家宴上，战友们推杯换盏，情意浓浓。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，田某某家在当地关系广，势力大。他爷爷当年之所以去了台湾，主要是因为他是方圆几十里的一霸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虽然受到，可随着政治形势的宽松，他们恶习不改，旧病复发，横行霸道的作风又在界首地界复活。战友们反复叮嘱：你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，假如事件处理不合他们心意，他们很可能做出过激行为。

  第二天我到了战士家中摸情况。我左拐右拐，终于在巷子深处找到了他们的家。只见眼前深宅大院，不大的天井，溪水流淌，鲤鱼翻腾。宽大的厅堂上，一条黄犬伸着长长的舌头、瞪着两只凶煞的大眼，直愣愣地注视着前方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一处古老的宅院，是一处当年十分显赫的人家，也显示着当年主人那高贵的地位。走进这所宅院，令我不寒而栗。

  我们的对话毫无收获。家属对孩子的下落，守口如瓶，只字不提。他们思想非常明确，只要部队收留孩子，他们可帮着寻找下落，否则，免谈。他们担心孩子若进派出所，挨揍受屈不说，很可能被判刑。他们的话语霸道蛮横，刻在他们脸上的“横刀肉”，清楚地告诉我，此事没有一点商量余地。看来，想从这里打开缺口，毫无希望。

  一方面，部队急于交接，一方面家庭要手下人，再一方面，地方“不见兔子不撒鹰”，三方却找不到一个交汇点，怎么办？

  现在，找到人再交接这条路是死胡同，我还必须交下档案，唯一的办法是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，从派出所打开缺口，别无他法。

  六月的天气，闷热难当，一会是阴雨绵绵，一会是半阴半晴，我来到界首已是第三天了，还没有一个大晴天。

  这天，我吃过早饭，打足精神，冒着蒙蒙细雨，满怀信心地敲开了东城派出所所长的办公室。

  几天的接触，我和连所长已以老战友相称。几句玩笑后，我便挑明主题说：“连所长，几天来我们在一起，你对我应该了解了。我这个人办事不放空炮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你们不是要人吗？现在，谁也不知道人在哪里？咋办？难道我们就这样僵着？我想这恐不行吧？”

  连所长说：“梁教导员有什么想法？”“我是这样想的，你们先收下档案，把交接手续办了，我们共同找人。我回部队后，只要见到人，第一时间通知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这恐怕不妥。我们收下档案，见不着人，这案子不还吊在半空？”“那你不接档案，案子不更吊存半空！”我进一步说：“你先接下档案，我们共同找人，只会加快办案进度。否则，只你们着急，我看这案子要落到实处，很难！”听了我的一番话，他觉得有道理，不过他还有些担心地问：“假如嫌疑人跑回部队咋办？”我说：“连所长你咋还不明白部队的意思，档案都在你手上了，我们要人干什么？或者说我们要个嫌疑犯有何用？假若你们不办交接手续，那嫌疑人回到部队，你们这案子可就不好结了！”听了我的一席话，他思想开始开窍。特别是他听了我最后这句带有威胁性的话，万一僵在这里，部队会受啥影响？最终坐蜡的不还是自己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梁老弟，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，若嫌疑人回到部队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通知我们。”

  说到这里，我看他态度已经转变，我又把话题一转说：“常言道：“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”我们既然是战友，那更是好朋友。听说连所长还没到过青岛，你啥时候想去，我随时恭候老战友！”

  这给了连所长下坡的机会。他一拍桌子说：“好，到时一定少麻烦不了梁老弟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抓起电话，打到了档案室。

  我来派出所时，阴雨满天。半天工夫，雨过天晴。当我走出派出所大门时，一条弧形的彩虹布在天空。此时，我的心无比轻松。我快步向车站走去。

  几天来，缠绕在心中的一团乱麻，总算理出了头绪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！我疲惫地躺在了返途的客车上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  为了彻底和这件事脱钩，行前我让战友将移交档案的信息广泛传播出去，旨在明白无误地告诉田某某家人，他的孩子已经交接，若再回部队，已无任何意义……

  7月下旬，办公室电话突然响起：“是梁教导员吗？你马上到旅里来，旅长找你有事。”打电话的是旅政治部钟文碧副主任。我忙问：“副主任你知道是什么事吗？”他说：“好像是八连的事。”

  原来，前几天，旅农场陈启书场长向旅首长反映：八连班子涣散，管理软弱，全连2/5的人员旷工或出工不出力，部分丧失战斗力。若不马上整顿治理，年度任务有完不成的可能。

  在旅长办公室（当时白政委身体有恙，正在住院），我半开玩笑半正式地向旅长诉苦道：“旅长，您对我是了解的。我是能力不强，听领导的，办法不多，学传统的。可这次不一样。年初八连去农场时，是一个嗷嗷叫的连队，这才几天啊，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恐怕责任不在营里吧？”

  我进一步说：“按照旅管理规定：凡生产连队，在生产期间归农场管理，出问题有农场负责。古人说：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，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你让我咋处理？”旅长说：“你说得没错。不过咱先撇开谁的责任，你说，八连你还要不要吧？”我立马说：“那当然要了！”“这不结了。八连毕竟是五营的连队，最终还要归建。连队当前的问题，你敢保证与你没关系？再说了，连队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农场应该是无计可施，才推到旅里。你不处理，谁处理？难道让我旅长亲自上阵？”

  是啊！年初配班子时，我曾对八连长信心不足。但考虑到连队在营里搞训练，出不了大格。就是出点问题，河里的泥鳅也翻起什么大浪。按说，按照资历八连长可以直接任命，正是因为我对他信心不足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年初报干部任免时，我采取了让他代连长的措施。谁知班子刚调整完，连队便被旅里调去农场执行生产任务。

  旅长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可能再推脱。再说，现在去解决八连问题也许是件好事。否则拖到年底，问题带回营房，治理起来将更难。但要解决八连的问题，并非易事。治乱须用重典，我要拿到“尚方宝剑”。

  于是，我很无奈地对旅长说：“看来八连的问题我是推不掉了，再说旅长的指示我若违抗，我这顶乌纱帽还要不要？我这身军装还穿不穿？”听到这里，李旅长笑哈哈地说：“这才是小梁的行事风格。”我看旅长很开心，便向他讨价说：“不过旅长你也知道，八连问题很棘手，处理起来很麻烦。这我倒不怕。我怕的是我手上这点‘家伙什’，怕是一拳打出去，犹如落在棉花上——软弱无力啊！”

  旅长马上理解我的用意，哈哈一笑说：“小梁，我是服了你了，说了一圈，原来你在这里等着。说，你要什么？”

  我当即向旅长提了三个条件：一是把一营二连丁军连长调八连任连长，跟我一起前往。我对丁连长很熟悉，对他当连长很有信心。二是给我对连队其他干部的处置权。三是给我对战士所有的处分权。听过之后，旅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大手一挥说：“就这个呀，你放开手脚，去办去吧！”

  我谢绝了农场为我安排好的食宿，对带队的旅政治部副主任钟文碧说：“副主任你在场部指挥，需要你坐镇时我向你报告。”随后，我便一头扎进了连队。

  教导员忽然出现在连队，官兵们普遍感到震惊，却对我此行的目的茫然不知。我一边下田劳动，一边和班长骨干谈心。

  绿油油的稻田，长势喜人。不过杂草伴随其中，有的稻田竟草比苗高，让广阔无垠的稻田，少了几分成色。我边拔草边想，这都是因连队管理不到位导致的后果。这更增加了我抓紧解决连队问题的紧迫感。

  两天的工夫，我和连队干部、党员、骨干等普遍谈了一次心，听取了农场领导的情况介绍，经过认真分析研判，对连队存在的主体问题，我便了然于胸，有了解决方案。

  第三天晚上，全连召开军人大会。在这之前我向钟副主任通报了情况，并让丁连长来到连队。

  面对无精打采的官兵，我生出无限感慨。一个好端端的连队，因干部缺少独立驾驭单位建设的能力，工作松懈，纪律松弛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竟滑落到这般田地，教训极为惨痛！

  这次，我没穿靴戴帽，而是单刀直入，打出了重拳。我说：“今天的军人大会我宣布五项决定：一是撤销现任连长职务，由一营三连丁军连长接任；二是二排长下班当兵半年，以观后效，由三班长负责排里工作；三是给随意搬来搬去到处食宿、无组织无纪律的某战士记大过，送农场禁闭室，除名遣送回家；给三名经常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战士警告处分；对三名骨干作用发挥不强的党员提出严肃批评，并责令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出深刻检讨。”最后我强调，以上意见我已请示旅主要首长允准，有些过后补办组织程序和组织手续，立即生效。

  此令一出，全连一片震惊。第二天，全连官兵精神抖擞，不缺一人地出现在工地。

  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连队前脚把除名战士送上火车，后脚他的父亲就赶到了连队。指导员许卫东问怎么办？我略加思考说：“好啊，来得正是时候。这两天我想给连队上堂政治课，正好找不到话头，晚上让他们给全连搞教育。” “他们能讲吗？”许指导员为难地说。我说：“别担心，只要你们让他们站到台上，剩下的由我来。”我特别交代：“过后从连队家底中给他特支200块钱，买上车票，把老人送上火车。对家人咱们不可以慢待！”

  正像我预想的那样，丁某某的父亲往台上一站，开口便说：“我把儿子送到部队，是让他做个人的，结果却被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泣不成声。这时，我让连队干部把老人扶下场，满怀深情地说：“大家看到了吧？这就是父母把你们送到部队的心愿。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！谁家父母不盼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对社会，对家庭有用的人？父母把你们送到部队，就是要让你们长长见识，政治上有所进步！可我们有的战士却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，无组织无纪律，做出了有违父母心愿的事，你们将来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？”我的话捅到了战士的心窝，牵动了战士那根最敏感的神经，许多战士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  一年的辛苦和劳累，得到组织、首长的充分肯定。在旅党委年终总结的大会上，一枚金光闪闪的三等功奖章，挂在了我的胸前。

  我把三等军功章拿到家属面前，开玩笑地说：“这里面有你的一半。”家属也毫不客气地说：“那当然。一年你照过家的几次面？你知道儿子学习咋样？”我说：“有他妈教育，我有啥担心的？肯定错不了！”“算你说着了，期末考试，儿子得了‘双百’。”我幽默地说：“军功章有你的一半，‘双百’有我的一百，咱扯平了！”

  我虽然只是当兵的，对作者在部队营级教导员的岗位上的所作所为，对处理上下关系和管理部队，配备营连主官所表现出的担当，确实是部队难得的人才，应该走的更远，更高的位置上为部队建没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文中关于有现役战士在探亲期间违法被部队除名处理，移交地方档案我个人觉得应该移交给地方县武装部才对，移交给派出所名不正言不顺。只有除名现役军人的资格，地方司法机关才有权处理。县组武装部是不能越过的法定程序。

  你的分析特别有道理。不过当时就是这样处理的。谢谢你的点评！[祈祷][赞][玫瑰]